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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继绝学”的叩门之作

1998-10-07 来源:中华读书报 许纪霖 我有话说

90年代以来,研究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朋友们纷纷转向,兼治思想史或学术史。如果说,转向思想史最成功的要数汪晖的话,那么,兼治学术史最出色的应该算陈平原了。最近,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学术史专著:《中国现代学术史之建立》,可视作陈平原走向国学的叩门之作。

作者在后记中说,此书写得十分艰难,前后总共花费了六年半时间。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在某种意义上说,他所做的,是一项相当艰苦的“继绝学”事业,即以相当的学术自觉,接上一度被中断了的,由章太炎、王国维、胡适、陈寅恪等大师所开创的现代国学传统。然而,诚如陈平原所承认的:他们是背四书五经出身的,而我们是背“老三篇”出身的,不要说“接着讲”,即使是“照着讲”,又谈何容易!

由此之故,颇有自知之明的陈平原取学术低调,视这项研究既是一项著述计划,又是一种自我训练。自90年代学术史骤然升温以来,多少人纷纷抢滩国学,不是大编国学经典丛书,就是急就体系型的中国学术史,犹如一场抢注商标的竞赛。然而,作为90年代“国学热”始作俑者之一的陈平原,却无意领导潮流,抢出风头。他以对知识的谦卑和敬畏态度,着眼于“自我训练”,实实在在地“亲手触摸”,从最基本的个案做起。

本书就是围绕着章太炎和胡适之两个学术个案展开的。作者将之称为“法从例出”的叙述策略:不是构建宏大的理论框架,将所有对象一网打尽,而是抓住若干经典性的个案,以小见大,揭示现代中国学术转型的具体过程。对这样的“范例”研究方法,以我个人研究知识分子的治学旨趣,是颇引为同调的。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确立,自然需要形而上的理论和方法论的逻辑论证,但更重要的是能够作出新的“范例”。“范式”是抽象的,而“范例”不可能不是具体的。如果说80年代是开创“范式”年代的话,那么90年代应该是贡献“范例”的年代。

对于现代中国学术的建立来说,章太炎和胡适之是两个无法绕过的个案。这是晚清和五四两代学者的代表,一个处于新旧学术的转型时期,另一个处于新范式的开创时期。章、胡自然有许多不同之处,然而作为前后相继的两代学人,毕竟存在着更多的相似。他们都是真正的大师,学问有大格局,人格有大气象,不愧为文化大变局中的扛鼎之人。陈平原从“求是与致用”、“官学与私学”、“学术与政治”等几个层面分析比较了两位大师的异同,并且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叙述这两代学人的纵横方面,从而透视出现代中国学术建立期的文化景观。

同样是“整理国故”,有两种不同的论述方式:一种是胡适之式的“捉妖”、“打鬼”,依据当下的语境需要,重估一切价值;另一种是陈寅恪所说的“了解之同情”,通过还原历史的语境,尽量接近和理解过去的人物与思想。前者产生了从胡适之到古史辨派的“疑古”狂潮,后者形成了陈寅恪、冯友兰、钱穆所代表的“释古”流派。两派孰优孰劣,历来见仁见智。在我看来,陈平原对于国学的态度,是接近“释古”的。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,一般青年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无疑是“捉妖”、“打鬼”,为当时现实改革需要,也无可厚非。但这终究是一种意识形态,而不是学术研究。学术研究,虽然摆脱不了价值的先见,但在其过程中,还是需要韦伯所说的“价值中立”职业规范。同情性的理解,不是在价值观上完全认同古人,而只是将对象放在原来所处的语境加以解读而已。解读也不是一个纯然客观的过程,其间总会有解读者主体的意识掺杂其间。客观的对象与主观的理解交织在一起,就有可能产生创造性的阐释。通过阐释学的方式,我们有可能实现自身与历史的话语接轨,从而建构二十一世纪中国学术的新范型。

在写作本书之初,陈平原曾经对我说起:我知道自己的限度,我不过是想通过学术史的研究,看看我们这代学人到底能够走多远。如今,他的第一步已经跨出,到底能够走多远,还须再看。我想,即使走不远,也无伤大雅,他的学生、更年轻的一代学者可以接着走。目的不是重要的,有意义的倒是走本身,认定一个方向,执着地走下去。一个多元的文化语境,应该容许学术的不同走法:启蒙的、后学的、国学的。学术世界里,毕竟条条大路通罗马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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